17岁的盛夏，我的父母在法院外面打电话给我，最后一次征询我的意见，问我到底要跟谁。我对他们既已失望透顶，跟谁又都不会是我最终的选择，于是我说：“我就是我，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。”


后来，我就一直住在学校里，父母按时把钱汇到我的银行账号上，因为心有所欠，所以格外大方，高考后我去查那张银行卡，已经积攒了很充足的一笔。


于是那年7月，我在城南租了一间小房子。房子有暗红砖墙，白木窗框，楼下花圃里种满了淡紫柔粉的蔷薇，大树上还挂着小孩遗落的秋千，有风时，它便晃来晃去。


那个时候，我已经知道我的父亲远去德国，而我母亲嫁到了深圳，两人都比我有出息。其实我也不错，考上了本市的一所大学，读一个无聊的信息管理与统计专业。


胡枷是开学第一天在校门口接新生的学长。他见到我，大眼睛一瞪，问我：“咦？你就这么来啦？行李呢？”


我说我没行李，办好手续我还得回家睡午觉呢。


后来，胡枷这家伙告发了我，害我逃宿的计划破产，不得不住进学校的破宿舍楼。周末他来请罪，带我去吃饭，他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为了你好，和大家住一起，才不会变态。”


我们那天吃的是火锅。一半红汤滚沸，一半白水莹莹。我专挑红色的辣味吃，表情狰狞，他就笑，笑了半天，也不说笑什么。于是我也跟着笑，面对一位善笑的男孩，人的心情是没办法不好的。


秋天的午后，我偶然爬上文科楼的天顶，遇见了正在画画的胡枷。他脚边堆着成捆的画稿，我抽出几张，忽然看到了我自己。画里，我表情狰狞，正在踞案大嚼。


“知道吗？这就是——猪的吃相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

大概是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试图了解我自己。


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喜欢的是什么？我的未来会怎样？


一支碳笔，一块画布，若干幻想，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编织出不那么平凡的梦想。


我拜胡枷为师，开始跟他习画。


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到胭脂路去逛，和一群大妈大婶一起在布堆里翻找，尽量用最便宜的价格淘到我们需要的白色厚布，这些布当然不是用来缝衣服的，而是做画布。


我们就那样画了整整两年。两年里，我们画掉了上百张画布，两大箱碳笔。深冬，学校的人都走了，就剩我们俩，像两只细脚的鹳，立在文科楼的天顶，显出傲岸苍茫的样子。雪就那样落着，人像沉在海底，我冷得哆嗦，胡枷就说：“需不需要我温暖的胸部啊？”


我走过去，很乖地钻到他怀里。那一刻，我们贴得那样近，几乎疑心已成情侣。可是我知道，爱情这件事，有时候就像在寒天拾到发了潮的火柴，你怎么着急，它也擦不燃。


我们画了那么多画，积在天顶的破箱子里，快被虫子吃光了。胡枷说：“我们办个画展吧，我们会成功的！”


在市中心废旧的小艺术馆里，我们忙了三天三夜，精心地布置我们的画展，累得快虚脱了。可是画展开始那天，我却没有勇气去看。胡枷去了，晚上他回来时我问：“看的人多吗？”


他骂了一句他妈的，说一整天还不到10个人。


那个晚上我们醉醺醺地搂在一起，坐在我们的天顶上，胡枷淡淡地劝我：“算了，不画了。”


仿佛在漫长的山洞里已走了大半程，四周寒冷黑暗，没有火把，可是我的同伴忽然抛下我，独自一人返程了，而我呢，我还在慢慢摸索，探寻着出路，饥寒交迫。


从此，胡枷果然不再画画，发愤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，很快成为学生里的官僚，后来，他当上学生会主席。


而我又恢复到我孤单的生活里去，却在春天的时候，忽然收到一封电邮。